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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大國崛起的根基
          發表時間:2020-03-11 來源:人民論壇網

          左鳳榮  

            

            新航道的開辟、工業革命的進步,把人類社會日益連成了一個整體,大國在其中起著主導作用。大國的崛起改變著世界格局,影響世界的發展,但扮演世界大國的主角們不斷更替。從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看,扎扎實實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根本。

            

            大國崛起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做好自己的事,尤為重要的是創造出被其他國家和民族認可的政治理念、制度和思想文化,做大做強本國制造業,建立法治國家 

            一個國家是否崛起為大國有以下標志:一是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能夠保證國民過上安定富足的生活,并能保持一支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免除安全威脅;二是有國際影響力,即在國際事務中有相當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有一批追隨者或效仿者;三是有相當強的文化影響力,在該國占主導地位的主流價值觀,能夠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和采納。經濟實力只是強國的一個重要方面,先進的文化和技術是經濟實力的重要條件,穩定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法治是國家保持繁榮的重要保障。因此,大國要首先練好內功,不僅要增強經濟實力,更要增強制度吸引力。

            經濟實力是強國的基礎。17世紀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壟斷著海上的貿易,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額占到世界總貿易額的一半,荷蘭這個小國成了霸權國;18世紀率先開始工業革命的英國,利用其超強的工業生產能力,在世界上大力倡導自由貿易,利用其軍事實力進行擴張,成為“日不落帝國”,其米字旗飄揚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統治著4.85億人;美國利用其遠離是非之地的優勢,在南北戰爭后迅速發展,成為工業革命的有力追趕者,到1894年其經濟總量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敦促其他國家實行“門戶開放”;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成功實現了“脫亞入歐”,加入了列強的行列;1871年德意志實現統一,到1913年經濟實力全面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德國有了向英國等強國發起挑戰的資本。

            在這些強國中,除了荷蘭主要依靠貿易外,其他強國主要是靠做大做強制造業而成為強國的。美國獨立之初,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就堅信,美國的存亡取決于能否打造一個強有力的制造業,美國能長久保持第一強國的地位,也在于其制造業在中長期內占據產業鏈的高端。日本和德國實力強,也在于其有比較發達的制造業,在家電、汽車、電子等產業具有很強的優勢。反觀蘇聯和俄羅斯,強大的只是重工業,尤其是軍工,生產民用產品的制造業長期落后,長期高度依賴資源出口,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大。蘇聯的衰落與解體很大程度上與石油價格的回落有關,俄羅斯經濟的漲落也與國際市場能源的價格相關,命運掌握在別人手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為商品出口第一大國。

            從歷史經驗看,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不是純粹依靠經濟實力或物質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能創造出被其他國家和民族認可的政治理念、制度和思想文化,恰恰是后者保障了經濟的發展與進步。荷蘭共和國成立后,在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激烈斗爭的情況下,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并允許受宗教迫害的外國商人和政治上受迫害的流亡者來荷蘭,使荷蘭成為當時歐洲最自由的國家,荷蘭的“市民自治”為城市注入了強大的發展動力,荷蘭也是歷史上第一個“賦予商人階層充分的政治權利的國家”。英國從1688年起正式確立了議會高于王權的政治原則,英國“光榮革命”后,資產階級和舊貴族達成妥協,工業革命時期,通過一系列社會保障措施和擴大選舉權等改革,緩解了社會矛盾,保持了國內的穩定。英國所建立的現代文官制度、莎士比亞戲劇的影響也是世界性的。孟德斯鳩認為,英國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誠、商業和自由”。美國《獨立宣言》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精神文化方面對世界影響最典型的是法國。法國在建筑、繪畫、戲劇、舞蹈等方面曾將古典主義藝術發展到高峰,其啟蒙思想家的著作更顯示出極大的文化影響力。歐洲的宮廷和貴族以會說法語為榮,所有外交條約都用法文撰寫。法國人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在全世界發揮重要影響,其《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所宣揚的原則成為許多國家信奉的信條。德國的哲學、俄國的文學也成為全世界的財富。在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過程中,理性與科學取代了宗教信仰,英美等國家倡導的民主、人權、平等、自由等話語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也傳遍了世界。

            在強國崛起的過程中,國家制度是否民主并不是主要的,這些強國在崛起之時并非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權被限制在狹小的范圍內,美國的黑人長期沒有平等權。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治國家,法律原則至上保障了社會的公平與穩定,所有人,包括統治者在內都要服從法律。法律保障了人身的自由和擁有財產的權利,保障有才能者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在這方面知識產權的保護至關重要,這激勵著無數人去創新、去創造,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英國和美國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就建立了完善的保護知識產權和專利的制度,英國在16世紀就開始保護專利,瓦特發明蒸汽機令其后代長期享受專利帶來的富裕生活。美國人甚至把保護專利權的內容寫入了憲法,1865年至1900年美國正式批準登記的發明專利達64萬多種,到1970年美國獲得了81個科技方面的諾貝爾獎。法國、德國、日本也都重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從1851年到1900年德國在重大科技革新和發明創造方面取得的成果達到202項,超過英法兩國的總和,居世界第二位,直到今天,德國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大國之一。強大的科技實力使這些國家始終走在世界前列。蘇聯崛起又很快衰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保護和激發人們創造性的制度和法律體系,人們都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混日子,沒有生產積極性,更不可能充分發揮創造性。蘇聯無論是人口還是資源都不在美國之下,但蘇聯不僅未能取代美國,還在與美國的對抗中分崩離析了,其教訓是深刻的。

            

            沒有解決好本國人民的生活問題,強國地位是靠不住的,做好自己的事,要不斷增進本國民眾的福祉 

            在我們考察世界大國的發展歷史時,我們看到有些國土面積小、自然資源不足、人口相對較少的國家最后退出了世界大國的行列,這也是歷史的必然,但其國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相應下降,它們仍然是發達國家,荷蘭、德國、日本等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居世界前列。近年來法國、英國、美國等國的民粹主義有很大發展,影響著政局的穩定,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眾在發展過程中沒有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中產階級人數在下降,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進行國內改革,試圖提高本國的競爭力;英國要脫離歐盟,少承擔責任,專注于本國的發展;美國沒有吸取教訓,仍在到處挑起爭端,影響著世界的穩定,也將影響自身的發展。

            無論什么樣的社會制度,解決民眾的福利都是根本。蘇聯是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代表工農的利益,但是蘇聯長期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重視國防和軍工,忽視了人民的生活。擁有世界上最豐富土地資源的蘇聯,解決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大量進口糧食。輕工業則成了重工業的附屬物,長期得不到發展,商品短缺成了蘇聯經濟的最大特色,動搖著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1989年9月葉利欽訪問美國,他來到休斯敦的一個超市,琳瑯滿目的各類商品和蘇聯商店里空蕩蕩的貨架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說:“這么多年來,我被灌輸——包括閱讀《共產黨簡史》——而形成的對資本主義的印象,對美國的印象以及對美國人的印象,在我到那里一天半的時間里,發生180度的轉變。”據他的一位顧問透露,正是那次旅行“使葉利欽對布爾什維克最后的一點覺悟也瓦解了”。蘇聯的事例表明,沒有解決好本國人民的生活問題,強國地位也是靠不住的。

            中國成為世界上穩定發展的典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把增進民眾的福祉放在了首位。中華傳統文化重視民生,倡導“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在蘇聯東歐發生劇變之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沒有像某些勢力所期望那樣也發生劇變,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從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1978年剛開始改革開放時,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按當年價格計算只有156美元,還不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三分之一。中國人81%生活在農村,84%的人每人每天生活費在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以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是從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出發的。鄧小平同志強調:“為國家創造財富多,個人的收入就應該多一些,集體福利就應該搞得好一些。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改革開放政策激發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5%,人民生活得到了切實改善。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談到中國四十年取得的成就時說:“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萬元,……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 52%,上升40.6個百分點。居民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 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 7歲。”正因為改革開放解決了人民最關心的生活問題,得到了民眾的熱情支持和認同,自然也提高了國家的國際威信和國際影響力。

            

            大國成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認清世界的發展潮流,做好自己的事、與外部世界保持良好的關系是大國崛起和保持持久繁榮的重要條件 

            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創造財富的速度之所以高過以往的任何歷史時期,除了生產工具的改進外,利用國際市場的資源是重要因素。任何國家如果想迅速發展和強大起來,都離不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離不開利用他國的資源和人力,離不開有利的國際環境。正是歐洲之外廣闊的殖民地市場和強有力的征服,使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小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們甚至要把世界一分為二。英國利用西班牙連年征戰、國力衰落之機,打敗其無敵艦隊,成為世界霸主,靠掠奪殖民地豐富的資源和不斷開拓海外市場保持了國家的強盛。日本利用列強在遠東的種種矛盾,通過侵略朝鮮和中國獲得的巨額財富,奠定了進一步擴張的基礎。俄國利用地緣的便利,不斷向外擴張,成為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在近代社會,列強主要靠其實力對外進行殖民掠奪,利用殖民地的資源與市場發展壯大自己,當然也有靠自身資源發展起來的國家。美國的早期發展主要靠優于歐洲的社會制度和開拓美國本土的“西進運動”(當然其中也包括對鄰國的侵略),吸引了大量來自歐洲的人才和來自亞洲的廉價勞動力,到19世紀末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德意志統一后宰相俾斯麥努力搞好與歐洲強國的關系,他把國家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力量,由國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引導經濟運行的方向,用國家的力量建立起全世界最早的社會福利制度,他反對威廉二世的擴張政策,為德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蘇聯也曾利用西方的大危機,引進技術與人才,迅速實現了工業化,成為工業強國。

            強國在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時需要自我克制,要以服務于國內的發展為目的,追求與自己實力相稱的有限目標。在世界歷史上,有不少國家在發展起來后,不顧自身的實力,向國際社會發起挑戰,本想獲取更大利益,結果卻事與愿違,最典型的就是德國和日本。在20世紀,后起的德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用武力向英國主導建立的世界體系發起挑戰,均以失敗告終。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向實力最強大的美國發起沖擊,自然也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蘇聯的情況也差不多,蘇聯雖然沒有直接通過戰爭向西方世界發起挑戰,但其把外交目標定位為取代資本主義,以世界革命為己任支持世界各國的革命斗爭。蘇聯不承認近代以來形成的國際體系與規則,要重新建立一套體系與規則,促使世界形成了兩個陣營和兩個市場,結果在與資本主義的抗衡中耗盡了資源,走上了失敗的道路。

            相比之下,美國的做法比較聰明。建國后美國人在國家身份和國際角色問題上具有高度共識,那就是避免卷入國際事務,專心致志地經營本國和周邊。華盛頓總統在告別詞中告誡國人“要對所有國家講信譽,主張正義,與所有國家保持和平,和睦共處。”“應該發展與所有國家的公正和友好關系。如果國家根據自己的喜好在各國之間厚此薄彼,那它就是某種程度上的奴隸,要么是自己憎惡情緒的奴隸,要么是自己愛慕情緒的奴隸,其中任何一種都足以讓國家背離自己的職責和利益。”華盛頓的后繼者們遵循這一方針,與強國和睦相處,謀求公正的貿易準則。到19世紀末,隨著美國利益擴展到美洲之外,美國才開始謀求自己的發言權,最突出的例子是提出“門戶開放”政策。“門戶開放”不是“另起爐灶”,是在英國倡導的自由貿易體系下謀求自己的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聯盟本來是美國倡導建立的,但因美國無法占據主導地位,國內的民意反對美國承擔更多責任,最終未獲國會批準。從1898年美西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雖然經濟實力強于英國,但沒有急于向英國發起挑戰。美國長期奉行孤立主義政策,避免卷入世界紛爭,在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只有13多萬人的軍隊,其軍隊人數還沒有西班牙、波蘭多。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不可開交,英國不得不求助美國之際,美國才積極介入國際事務,美國主導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申明反對違背民族意志的領土變更、尊重各民族自主選擇政府的權利、實行自由平等的世界貿易、重建自由和平的世界、實行公海航行自由、放棄使用武力解決爭端等原則,表明美英進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正義立場,適應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需要。這些理念與原則表面看來對各國都是有利的,實際上更有利于實力強大的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美國利用在二戰中為打敗法西斯做出巨大貢獻的道義優勢,以及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絕對實力優勢,成為在各領域都具有強勢話語權的國家。與英國通過殖民地構筑自己的帝國體系不同,美國打著尊重各國主權的旗號建立了一系列由其主導的國際機制,進行全球戰略布局,保障了美國的長久霸權。在聯合國安理會里有美國、英國、法國三個西方強國,經常使蘇聯處于少數地位;在世界經濟領域,美國所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確立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建立了以美國為核心的調節世界各國經濟矛盾的機制;北約、美日安保體制等保障了美國對盟國的優勢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所建立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一定意義上結束了近代以來國際社會所奉行的叢林法則,保障了各國的獨立與主權,強國可以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外交藝術利用國際社會的資源發展自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日本和德國吸取了歷史教訓,走了一條非軍事化的發展繁榮道路,努力與曾經被侵略的國家實現和解。從1955年至1964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9%以上,從1965年到1970年,這一增長率更是超過了10%。1968年,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20世紀80年代又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德國與宿敵法國實現了和解,共同推動歐洲朝經濟政治一體化的方向發展,德國再次崛起為歐洲僅次于蘇聯的強國。蘇聯卻沒有認清形勢,仍然把注意力放在外部,與美國爭奪勢力范圍和進行軍備競賽,使國內發展服務于這一對外戰略目標。最終蘇聯達到了與美國的軍事力量平衡,但錯過了新一輪科技革命,1977年蘇聯新憲法通過后,蘇聯由盛轉衰。20世紀8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用石油降價做武器,打擊靠出賣石油維持蘇聯經濟,蘇聯便被打垮了。

            自從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以來,國際社會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之爭,意識形態因素影響著國際關系,但正如列寧所說:“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跟我們敵對的政府或階級的愿望、意志和決定,這種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經濟關系。正是這種關系迫使它們走上這條同我們往來的道路。”在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和平與發展還是世界主題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更需要處理好與各大國的關系,努力為自身的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充分利用國際資源發展自己。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只有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才能有效化解國際社會的風險和挑戰,保障國家的穩定發展。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

          網站編輯:楊 麗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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